苏州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通过污泥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制生物质天然气、屋顶光伏等方式，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江西分宜工业园区淘汰落后产能，引进绿色低碳项目，构建循环产业体系，转型为省级绿色制造标杆；广东高明工业园从高耗能、低效利用的“锈色工业区”，升级为绿色生态、数智赋能的现代化园区。
从技术循环、空间生态重塑到产业效能提升，我国工业园区绿色转型路径清晰可见。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从政策引导到地方实践，从低碳园区建设到近零碳转型，一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的绿色革命正加速推进。
转型之基：工业园区必须低碳先行
工业领域是“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战场，工业园区作为碳排放的核心载体自然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阵地。
“工业园区一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力军’，其低碳转型并非‘选择题’，而是必须扛起的时代责任。”深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多年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景洋开门见山，“如果不率先推动园区低碳建设，企业层面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就失去了重要依托，美丽中国的蓝图与‘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将无从谈起。”这一观点精准点出了工业园区在“双碳”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与转型紧迫性。
据悉，全国现有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约2500个，其中包括23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7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些国家级与省级园区贡献了全国80%的工业产值和近50%的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更占全国总量的30%以上，分量十足、责任重大。可以说，工业园区是我国工业领域最大的用能体系，即便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若不能推动工业园区绿色转型，放任其高耗能、高排放现状持续，“双碳”目标的实现将面临巨大阻力。
正是基于这一重要性，工业园区低碳转型早已融入顶层政策设计，为转型进程提供明确指引。早在2015年，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就首次将碳减排、节能减排等内容纳入其中，为工业园区低碳发展奠定政策基础。
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转型成为重要国家战略，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工业园区作为工业碳排放最集中的区域被进一步明确为工业部门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战场。在此背景下，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持续优化空间规划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促进工业园区内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废物综合利用，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成为工业园区发展的明确方向。
要精准推进工业园区转型，摸清碳排放底数是首要任务。“我们专门针对全国所有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开展了碳核算、编制碳报告，基本摸清了碳排放底数。”刘景洋表示，在此基础上，2025年生态环境部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管理办法》进行了大幅修订，其中创新驱动与碳减排指标占比提升至近一半，成为引导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
“以创新驱动指标为例，其涵盖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或优秀场景数量，以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总产值占园区总产值比例、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单位GDP发明专利授权量等具体维度，这些指标与专精特新企业的衡量标准颇为契合。”刘景洋介绍，指标体系就是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的“指挥棒”，明确列出了哪些指标，工业园区就会朝着相应方向努力。
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单元，工业园区低碳转型是工业领域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支撑，只有先搭建起园区层面的低碳发展框架，才能为企业个体转型提供坚实土壤，进而带动整个工业领域向绿色低碳迈进，最终为“双碳”目标落地筑牢根基。
实践之路：园区低碳建设科学规划落地
在工业园区的建设过程中，不少园区负责人面临困惑：园区的低碳规划到底怎么做？这一现实疑问凸显了园区低碳建设“科学规划、精准落地”的重要性。刘景洋针对园区低碳建设规划给出了专业解读：“生态工业园区规范方案中，能源与低碳原本设有单独章节，如今很多园区都编制了碳达峰碳中和专题报告。这类报告与能源紧密相关，需要核算当前的能耗水平，核心本质上仍属于概念性范畴，且不同园区的情况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工业园区低碳建设的核心覆盖多个关键领域。”刘景洋介绍，包括低碳建筑改造，比如推广绿色建材、优化保温节能设计、安装光伏幕墙等；也涵盖低碳交通体系构建，比如布局新能源充电桩、规划绿色货运通道、推广氢能或电动园区通勤车等；同时还涉及产业端的节能升级，通过技术改造降低高耗能企业单位产值能耗、推动产业链协同降碳等。
除了这些基础场景，还有两类措施已成为工业园区低碳建设的常规发力方向。一是提升碳汇能力，通过规划园区绿地、建设生态湿地、推进工业固碳项目等，强化生态与工业协同固碳；二是构建可再生能源与储能体系，具体包括开发屋顶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建设储能电站、调峰机组，同时搭建虚拟电网实现能源灵活调度，提升园区能源自给率与用能稳定性。
理论路径之外，已有园区走出了可复制的实践之路。刘景洋以连云港徐圩新区为例进行了具体说明。作为国家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徐圩新区正式获评全国“十四五”智慧化工园区案例，这正是其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缩影。值得注意的是，徐圩新区的实践恰好印证了“低碳转型需兼顾实用性与经济性”的核心逻辑，其探索的第三方运营、光伏全覆盖等模式，为同类园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徐圩新区围绕低碳发展制定系统性规划，核心目标是打造全球首个零碳石化园区，通过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并围绕这一目标构建了多维度实施体系。
能源体系转型是低碳规划的基础。徐圩新区以构建零碳化能源体系为核心，加快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推动可溯源的绿色能源供应和全流程碳足迹管理。
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是关键路径。规划聚焦源头减碳、过程降碳和末端固碳，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实施“减油增化”战略，引导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提升高端精细化工产品和化工新材料占比，严格项目准入标准，逐步推动重点装置能效水平达到行业标杆值；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鼓励建设“能效标杆”工厂和“零碳”工厂，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促进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加大碳捕集利用、近零排放工艺等核心技术研发力度，持续推进负碳项目引进和产学研转化。
在治理能力提升与阶段性目标方面，徐圩新区通过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零碳园区。
值得关注的是，徐圩新区在低碳落地场景中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刘景洋提到：“徐圩新区在水管理、风险管控以及自动化与智慧化水平方面都做得极为精细，比如将水业务交由第三方运营管理。”
屋顶光伏的应用是极具代表性的落地案例。徐圩新区石化基地工业废水综合治理中心实现光伏全覆盖，所有可利用的屋顶区域均安装了光伏设备。刘景洋曾就此询问相关人员：“这样做是否适用？能否盈利？”对方明确回应：“既实用又能挣钱。”由于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大、能耗高，属于用能大户，第三方免费提供光伏设备安装服务，双方按协议电价结算。得益于这一模式，在生物滤池、生化池等主要建筑物顶部加装光伏，不仅可以避免阳光直射、防止藻类滋生，还可助力工业废水中心一年节省电费近500万元，为园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另外，专业的第三方在除碳、除硬及脱氮加药环节实施AI智能调控，从传统的人工经验判断升级为AI数据智能决策，实现药剂精准预测投加、出水指标高控、优化设备控制参数，提高处理效能与稳定性，达到节能降耗的目标，每年可节省运行费用300余万元。
刘景洋表示，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低碳应用场景，核心逻辑在于盈利。企业是否愿意投身这类项目，经济效益是最关键的考量因素，必须仔细核算成本与收益。这和生态工业、循环经济的理念一脉相承，关键是要主动创造适配的应用场景和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而不是简单包装原有项目。只有找到能挣钱且能持续盈利的场景，低碳转型才能真正落地并产生长久效果。
进阶探索：从低碳到零碳的转型难点与方向
在低碳园区建设逐步落地的基础上，工业园区如何向更高阶的零碳转型？这一问题成为行业关注的新焦点。
刘景洋对此有着清晰的理性认知：“从现实来看，园区实现低碳发展具备可行性，但实现零碳高度依赖外部条件支撑，只有在产业充分实现电气化的前提下，整个电力系统全面切换为绿电，园区才有可能实现零碳，这是零碳概念的核心逻辑。无论采取控源减排、增源补能还是增汇固碳等措施，园区的核心功能始终是产品生产而非能源生产，园区自身产出的能源仅占一小部分，外部能源供应仍是主体。”
他举例说明，内蒙古拥有广阔土地资源，可建设大规模光伏基地、风电场满足自身用能需求，但我国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再从企业层面看，自身排污能否实现零排放？事实上，对于提及的“零排放”也需要客观理性看待，不可绝对化，任何绝对化的零排放表述都是不严谨的。
“目前我国也在开展零碳园区试点工作，但真正符合相关条件并成功建成零碳园区其实颇具难度。”刘景洋坦言。具体来看，难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工业园区本质是能源“消耗体”，难以完全实现“自给自足”，需结合外部能源供给与实际场景推进。零碳是相对概念，盲目追求脱离实际的零碳不可取。例如部分地区购买绿电更多是引导性举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零碳闭环”。
其二，资源与场景适配性受限，并非所有园区都具备推广可再生能源的条件。刘景洋在对众多企业开展调研时获悉，不少企业负责人反映，由于屋顶承压强度不足，如果安装光伏设备将会超出屋顶的载重负荷，跨度较大的屋顶甚至可能会有坍塌风险；同时，部分生产环节有严格的安全要求，由于光伏生产有时安全级别不足，可能会产生电火花等危险，且其为直流电，或者存在光照不均匀的情况，可能存在自燃风险。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应用场景较为有限，并不十分广泛。
其三，能源布局与供给存在现实约束。东部地区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紧张，能源承载能力有限，且光伏有效日照时间仅为西部的三分之二；而新能源基地多布局于西部，东部园区需依赖“绿电直供”或外部采购解决能源需求。尽管国家已放开部分绿电直供政策，但大规模应用仍需统筹协调。
针对这些现实难点，刘景洋提出适配性的发展路径：“园区作为能源消费者，对绿电、低碳能源的需求导向，能够影响周边能源供应商。例如，部分铝电企业向西南转移，核心原因就是西南水电（绿电）成本低，且能应对未来碳税、碳排放核算压力；而在沿海地区建设零碳或低碳园区时，若外部购买绿电成本偏高，可配套建设海上风电、海上光伏等大型能源基地，直接向园区供电，无需并入电网。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因电量规模较小不会对整个能源体系和电网造成大的冲击。”
“因此，后续行业内更倾向于提‘近零排放’‘尽量零碳’，推动低碳园区向近零碳园区转型。”刘景洋介绍，这项工作需要国家层面统筹推动，绝非单个园区能够独立完成。当前，有些园区宣称实现“零碳”实质是通过购买绿电实现的。但从能源供给的整体格局来看，电网中的电力本就如同“一个大锅里的汤”，仅靠宣称使用绿电并未改变能源消耗的本质。
在他看来，要实现近零碳，工业园区需要综合采取绿色电力直接供应、科学配置调节性资源、强化需求侧管理等多种方式，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这将为新能源供给消纳提供新模式、新实践。更重要的是，工业园区应坚守本职、聚焦核心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才是关键所在，将核心技术做优做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远比盲目追求“零碳”标签更具实际价值。
赋能关键：平台化模式破解园区转型痛点
无论是低碳园区的落地建设，还是向近零碳的进阶转型，园区普遍面临技术筛选难、资源对接不精准等痛点。对此，搭建平台化载体成为破解难题的关键路径。
“推进工业园区低碳建设，我们始终在探索搭建平台化载体，且发展到现阶段逻辑早已超越了过去传统的管理或研究范畴。”刘景洋表示，如今，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是生产力的持续进阶，城市化推进、园区化集聚，本质上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资料的具体组织方式，而这一切的核心驱动力正是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只有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才能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
在他看来，平台经济的核心逻辑是依托专业团队提供精准服务，而这背后的关键支撑正是分工细化，园区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过去企业习惯‘大包大揽’，包揽所有事务；如今则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公司来做，如物流、上市辅导、融资对接、产品测试等非核心业务都会选择外包，企业只需聚焦自身核心竞争力。”刘景洋告诉记者，分工细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工业园区发展需要做的是强化各自的“长板”，通过优化组织协同形成发展合力，进而补齐短板。
结合当前发展阶段刘景洋进一步提出，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园区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因素。与之相联系的是人才集聚趋势，优秀的研发团队多聚集在有限的几个科研资源丰富地区，这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只有集聚才能更好地实现分工细化，进而实现高效地产出。
基于这一判断，他认为，部分园区建立研发中心和实验平台的人才吸引力正日益削弱，科研投资效益不明显。因此，工业园区推进创新驱动，无需强求将所需科研团队纳入自身掌控，关键是秉持“为我所用、不为我所有”的理念，建立高效的资源链接机制；同时要避免重资本投入，可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优质服务。
